林達敏
皮爾ž杜魯多(Pierre Trudeau, 下称杜魯多)，曾两度出任加拿大總理，执政长达16年。杜鲁多作为一个作家和成功的政治家、總理，他的高尚人格、從政经验对兒子贾斯町有着重要的影响。难得的是贾斯町亦非全靠父亲的光环映照，而自行带领自由党走出一条新的光明之道。
在贾斯町的父親杜魯多總理領導之下，自由黨推行移民打分法。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不分族裔，只要夠分，都可移民。以往「重歐輕亞」的移民政策，從此一去不返。當年自由黨曾接收近十萬越棉寮難民。又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和制定了「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使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人，在飄揚的楓葉旗下，皆可和睦相處，共進共榮。2004年加拿大廣播公司的電視系列節目《最偉大的加拿大人》舉行觀眾投票。杜魯多名列第三。他的光輝形象，永留在千百萬人的心中。
圖片2：老小杜魯多總理 (Source: cbc.ca)
「將相本無種，英雄豪傑亦無種」。世上的政治領袖，起先都只是普通人，有些以演說而得到權力，如孫中山、希特勒；有些以寫作而得到權力，如杜魯多、史太林。我少年負笈溫尼伯，曾遇上一老者。他說孫中山曾至加國宣揚革命，老先生有在溫尼伯聽講。孫中山一站上臺，足足講了三小時。中國人最討厭聽演講，尤其長篇大論，豈知孫先生魅力沒法阻擋，所有人屏息靜聽，全神貫注。他的話淺白易明，人人能懂。且能啟發智慧、增廣見識、感動人心。在演講的三小時中，他沒碰過放在面前的一杯水，耐力驚人。廣東人說「人有改錯名，沒有改錯花名（綽號）」。孫先生演說的威力，在辛亥革命中可抵得上千門大炮，所以很早就有了「孫大炮」的綽號。
杜魯多在從政之前，是魁北克省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但他不是文學家，而是大學者，大思想家，人道主義者。「杜鲁多」的意思是「池」。這個姓源自法國諾曼底的小村莊。他們在加拿大的始祖是建築木工，於十八世紀中移民魁北克，後人在滿地可附近務農。杜魯多的爸爸是法裔，母親是英裔，所以他從小接受英法文化的薰陶，對英法兩語均有極高深的造詣。有法裔人因此歧視他，說他是「雜種」，但沒有影響到他在寫作和政治的事業。杜魯多的父親出身律師，但從商，經營連鎖加油站，又辦了一個汽車會，會員可以得到廉價汽油、拖車服務和汽車保險。可惜他在杜魯多十五歲時因心臟病去世。當杜魯多做總理時，有記者問他有多少私產，他說：「我的父親遺留給我四百萬，我投資變成了一千二百萬。」老記們無不贊嘆，認為他理財有道。
杜魯多在滿地可耶穌會辦的Jean de Brebeuf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學校有中學部和大學部，非常嚴格，注重培養邏輯和思考，故此杜魯多的分析能力和邏輯性極強。他的座右銘是「理智先于激情」(Reason before passion) 。他在满地可大學得到法律学位，并做了一年实习律师，又再到哈佛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學 (political economy) 硕士。之後，他到巴黎自由政治學院就讀。該院現已改名為巴黎政治學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 。法語國家有80%以上的總統和總理，都是畢業於此，但他發覺這裏的教授，比他懂不了多少，於是過了一年，轉到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讀博士。這是英國社會主義者的搖籃。他覺得博士生生活沉悶，沒讀完就開始一次環遊世界體察民情的旅遊。他背著背囊，獨自一人，到了很多沒人敢去，或沒人准去的地方。他去了剛成為共產國家不久的東歐，進入中東，目睹巴勒斯坦戰爭，一度被以色列誤認為是間諜而投入獄中，幸得當地加拿大傳教士相救。他又到過印度，親歷當時宗教的衝突。他到了西貢，從這兒去了上海，但在百萬雄師渡江之前，他乘船離開，取道日本回國。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杜魯多這旅程對世情的洞察，心性的修養，是書本所不能代替的。
杜鲁多回到蜕变中的魁北克。魁北克的法裔人是被征服的民族，有着被征服民族的心態，就是内向，对征服他们的英裔人不信任，也不合作，认为英裔人什么都不好，什么都否定，置之不管。魁北克是農業社會，由大企業、民族聯盟(Union Nationale)和天主教三位一體的勢力所控制。大企業的東主，是英裔和美國人，他們捐贈民族聯盟，以換取大量的利益。民族聯盟在1936年開始掌管省政，專制腐敗。一個村落需要公路，已建到村口，假若那個村不投票給民族聯盟，公路就會忽然「斷尾」。如再投票給民族聯盟，錢則從天而降，路又建好了。受政府撥款的機構，膽敢批評政府，撥款離奇地就少了一半。每个村落，由村中的神父領導。神父教人魁北克社會是全世界最道德、最好。天主教控制了魁省的教育，側重教義、哲學、人文社會科學，以致魁省無法產生現代的商業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魁省人口占全國25%，但在1949年，只產生了全國3%的工程畢業生。魁省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落後於加拿大其他省份。魁省法裔人的教育水平，職業和社會地位都不高，生活貧困，在1960年以前，只比當時的華人好一點。
二十世紀初，魁省開始工業化，越來越多農民離開農村，到城市裏當工人。他們對現存的社會制度，發生疑問，人心思變，於是發生了「石棉大罷工」（asbestos strike）。石棉礦集中於滿地可以東不遠的地方。1949年2月14日半夜12時，石棉工人集體離開工作崗位。工人清一色是法裔人，東主是英裔或美國人。工人要求除去工場的石棉灰塵，每小時工資增加十五仙、夜班再加五仙、由工會管理福利基金、八小時制、星期天及假期雙薪。在今天，這是很普通的要求，但在當時，是激進的行為。
這次罷工維持了四個月。杜魯多回到滿地可時，罷工已進行了兩個月。他會見了領導這次罷工「加拿大天主教勞工聯盟」(Canadian Cathol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的秘書長馬尚(Jean Marchand),和前來采訪的記者栢拉蒂（Gerard Pelletier）。杜魯多義務替這次罷工做法律顧問。栢拉蒂後來成為魁省第二大報La Presse的總編輯。在石棉大罷工之後七年，即1956年，杜魯多編輯了一本關於此次罷工的書《La greve de l’amiante》,認為它標誌著魁省開始反抗英語商人的保守統治，是一場社會革命的開端。1963年，面對魁北克日益高漲的分離運動，自由黨開始延攬一些堅信聯邦制的魁北克人。他們延攬杜魯多、馬尚和栢拉蒂入閣。魁北克人笑言為「東方三賢人」。
石棉罷工後，杜魯多到渥太華內閣秘書處（稱樞密院Privacy Council）做初級經濟師，但過了二年，覺得那種生活很沉悶，辭職不幹。
為了推動魁北克的社會革命，杜魯多出資創辦季刊「自由城」(Cite Libre),並自任編輯。在1950年6月的創刊號，他表明了該刊的立場，矛頭直指盤踞魁省政治的「民族聯盟」，和天主教勢力，反對魁省分離。他的雜誌成為魁省思想界的集中地，主要成員有律師、大學教授和報紙編輯。當時魁北克越來越多人對現實感到不滿，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訴。「自由城」向惡勢力進攻，說出了千萬人心中的話，因此博得社會的歡迎，杜魯多也因此成為魁北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有人問他成功的秘訣，他說；「當眾人還在竊竊私語的時候，我敢大聲疾呼！」。當然要社會革命，靠寫文章是不足夠的，但「自由城」給予很大的助力，是魁北克社會革命的急先鋒。1966年，因為「自由城」的幾個負責人參政，「自由城」停刊，1991年復刊，2000年因杜魯多去世，又再停刊。這是一本極具歷史價值和地位的重要刊物。
杜魯多的志願，是在滿地可大學法律系當教授。大學曾三次聘請他，但每次都給執政的「民族聯盟」否決。誰說加拿大對教職人員沒有思想管制？京士頓的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 曾聘請他教經濟，他因不願離開魁北克的社會革命而拒絕。
因為他的私人資產豐厚，無須謀生，能以寫作和旅行度日。1952年，他去莫斯科參加了國際經濟會議。右派的人幾十年來都攻擊他，說他不應該。他自辯說：「我還向斯大林的銅像擲了個雪球，給警察扣留了幾天。」反對他的人說：「那時地上沒有雪。」杜魯多三、四月在莫斯科，當時地上有雪。1958年，他的「魁北克民主的一些障礙」被西安大略大學選為當年最佳發表文章。1960年，他和出版商赫伯特 (Jacques Hebert) 去了中國，合著了《紅色中國的兩個天真漢》 (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 。
1960年，《民族聯盟》敗選，給自由黨取代。自由黨推行了一連串的改革，史上稱此後魁省的變更為「靜寂革命」(la revolution tranquille)。滿地可大學聘請杜魯多為法律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講述憲法和公法 (public law), 並兼任公法研究所主任。
1963年11月，杜魯多當選為國會議員，不久即被任命為司法部長。1967年，自由黨黨魁皮爾遜 (Lester Pearson) 退休，杜魯多成為黨魁和總理。
杜魯多的寫作事業，可以為華裔參政提供許多有益的參考。今日華裔參政，民智初開，但因為百多年來，北美華裔輕視文科教育，以致缺乏對社會、歷史、生活和人的理解和思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還要進一步探討。我們可以學杜魯多一樣，辦一本雜誌，把華裔全國最好的腦袋集中起來，爭鳴爭辯，弄清是非，教育民眾。通過潛移默化，塑造人的心靈，水滴石穿，長期傳播。雖然華裔參政道路崎嶇坎坷，但這是一個充滿希望與光明的時代，理想終會漸漸實現。
编辑：张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