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主要是中西方考古标准的差异造成的。
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中，中华文明也许不是最古老的，但却是最特殊的。
中华文明有一种非常“自恋”的气质，他们非常喜欢记录自己的历史。就像一个细心的女孩一样，她每天都把自己的经历和想法写在日记里。
世界上其他文明没有这个习惯。他们每天都不太关心昨天的事情。即使留下了一些记录，也是偶然的、被动的。
当时间线拉长到2000年、3000年、4000年后。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明发展有清晰的记录，从五千年前，到四千年前，到一千年前，再到五百年前。每年发生的事情，包括战争、灾难、外交、礼仪，甚至天文现象，都被每个时代的中国人完整地记录下来。它们有数千万字的历史记录，精确到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历史名人和重要事件。
这些史书数量众多，相互引用、交叉，难以伪造和篡改。这使得中国的历史记载非常可信和准确。
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时，非常重视“文献”。考古发掘、文物发现往往只作为“文献证据”而存在。
中国学者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二元论证。
说明：要确定一个历史事件是真实的，需要两个条件。1、有记录这段历史的历史文献（诗歌、经文、故事、小说不在此列）。2.发现某件历史文物并用历史文献证明。
当仅满足两个条件之一时，那部分历史就被认为是可疑的。
但中国学者玩的这套游戏规则对于欧美学者来说太严酷了。
欧美学者研究较多的古代文明包括古埃及、古希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罗马等，这些文明不像中华文明那样连续。他们基本上就结束了或者半途而废了。此外，这些文明的人们很少像中国人那样喜欢记录。
因此，他们留下的文献非常稀疏且不系统。
大多数书面信息来自石碑、神话传说，甚至《圣经》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碎片化的，没有严格的时间线和索引，缺乏相互参考和相互印证，可靠性很低。
这使得欧美学者在研究古代历史时更多地依赖考古发现，即文物。
例如，欧洲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巴勒莫石碑，上面清晰地刻着古埃及多位法老的名字和他们统治的时间。于是考古学家庆祝了，哇！我们揭开历史。
但像巴勒莫石这样的东西，如果在中国发现，那就远谈不上值得庆祝了。中国学者会查阅他们的历史档案，看看这块石碑上所写的内容是否与历史记载相符，又有何不同。
如果他们发现这块石碑上的内容根本没有在历史记载中，我很抱歉。它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只能作为文物存储，直到提供新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发现。
如果一个中国学者试图根据这块石碑来得出历史结论，他立刻就会被其他同行嘲笑：白痴，你有没有想过，这块石碑可能是古人出于某种目的而伪造的？
事实上，中国有大量考古发现是史书上没有的。例如，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发现了数万件青铜器的三星堆文明，由于缺乏足够明确的历史记录，被中国人归类为“未知的史前文明”。
目前，中国已发现许多距今8000年的城市遗址和文物，但中国学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文明只有5000年。一些比较严谨的中国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历史只能从公元前2070年算起。，至今只有4000年。最挑剔的学者认为，只能从公元前841年开始计算，因为从那一年起，每一年都有准确可靠的记录，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只有2800年的历史。
因此，虽然在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都发现了很多文物和遗址。但在中国学者看来，这些发现只能证明这些文明确实存在。但仅仅依靠这些发现来证明和书写准确的历史是不够的。由于缺乏二元论证，研究结论很容易受到伪造的影响，不符合其学术标准。
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古代文献，如《伊利亚特》、《奥德赛》，按照中国学者的标准只能算是“史诗”而不是“史书”。这是因为这些文献缺乏严格的时间线，大多只是部分故事，书写时间与历史实际时间相差太远。
因此，按照中国学者的标准，西方文明史是神话传说、宗教经典和考古推测的混合体，根本不能称为历史。
由于标准不一致，双方的认识自然会出现偏差。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同行是造假者，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同行是偏执狂。
对于普通人来说，争议是一件好事。
（谷歌翻译：Why do some Chinese scholars question the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