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九月 20, 2018

感冒时,多吃这五种食物会让病情加重!再喜欢也要戒口→

大多数人认为,患有感冒就不能吃鸡蛋了,因为这样会加重感冒。确实有专家指出,在感冒期间应该尽量的少吃鸡蛋或者最好不吃鸡蛋,这样才有利于感冒的恢复。

海外的基督教共产主义

Xiaoming Guo 郭晓明 加拿大多伦多西边百来公里的地方有个叫作圣雅各布的小镇,那小镇的农贸独具风格,至今出门还用马车,许多卖菜的人穿着比较古老,不是现代服装,而是荷兰德国一带十七世纪的服装,男人戴着黑色桶顶盘沿帽,妇女淡色浅花裙子配上发迹上大花边的兜脑勺白帽子。感觉就和去贵州龙堡镇看到穿明代服装的居民一样。贵州屯堡文化是明代屯兵遗留下来的文化,而北美这些古风是从何而来呢?原来这是以非暴力著称的孟诺教村民。 欧洲宗教改革中最激进的一支是再洗礼派(Anabaptism),再洗礼派中著名的实践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教派是哈特派教徒(Hutterite),哈特派后来派生出孟诺教(Mennonite),孟诺教派生出亚米希教派(Amish)。刚到美国时,就听说过亚米希教徒过着共产主义农庄生活。加拿大的孟诺教派原本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独立战争时期,由于他们信仰非暴力,拒绝参加战争,受到美国人迫害,因此迁移到加拿大。 实际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就是空想共产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鼻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就是汤姆斯·莫尔是天主教圣徒。他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大法官(Lord Chancellor),那时候王权在教权之下,大法官是国王的最高顾问,相当于教廷派去领导英王的政委。莫尔是文艺复兴的思想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者,他反对政教分离,反对宗教改革。这是基督教里的共产主义思想家。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共产主义实践有捷克南部泰伯山上的天主教徒,他们(Taborite)在十五世纪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社团,他们共有的财产包括一个金矿。所谓共产主义社团,相当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集体所有制,是生产生活行政合一的团体。 宗教改革后德国出现多个共产主义社团,都是哈特派教徒,也是我在北美看到的古风犹存的村民。 曾参加巴士旅游从纽约市到波士顿,途径普利茅斯(Plymouth),那是美国的革命圣地,当年清教徒逃避欧洲宗教迫害来乘船来到这里(想想越南船民逃难的情景),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五月花号船100人在这登陆,其中一半是圣徒,他们签署了一个五月花公约,是北美第一个政治文件。他们建立的这个殖民地的头两年半实行的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没用私有财产,没用分工。他们建立了人民公社似的农庄。二十年后他们中间富有的人拥有了黑奴。 在北美大街上,常常会看到穿着白衬衫和西裤,背着双肩包的英俊小伙子,西人,打照面是蹦出流利的中国话,惊呆了。这些他们流利的汉语能惊呆许多中国游客。这些人是摩门教传教士,专门向中国人传道。摩门教以一夫多妻出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摩门教兴起是教众几百万,1831年开始实行共产主义制度,教徒把财产都捐给基督教会充公。 基督教再洗礼派的一个分支布鲁德尔霍夫教派( Bruderhof),亦称为哈特派兄弟会(Hutterian Brethren)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建设有社团养老院、幼儿园、学校、公共食堂。他们的基督教公社至今遍及世界各地,2017年在美国就有13个。他们分享收入、财产、和劳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的正义者同盟,其成员都来自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因为那时候的共产主义者只能是来自基督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这些基督教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的父系族谱,从1723年,也就是差不多马克思出生前100年,一直到马克思出生,他的父系一直担任普鲁士王国莱茵省下面的一个特略尔镇的拉比。)

《圣经》里的共产主义

Xiaoming Guo for Waterloo 共产主义来自西方,西方文化中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出国前只知道马克思的创造的共产主义学说,但这个学说肯定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有文化传承。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就是空想共产主义,就是基督教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正义同盟会会员,正义同盟是基督教组织。 世界今天是基督教文明,美国把“In God we trust”这样一个座右铭写在美钞上流通全球。50年代麦肯锡反共歇斯底里时期美国在所有爱国誓言加入了一句“under God”。 麦肯锡是否知道共产主义来自《圣经》呢。 我在麦吉尔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常常参加紧靠大学边上的一个浸信会教堂的礼拜和读经。每次聚会教友们都很热情,都会问长问短,不时还好奇地问起神秘的“共产党中国”, 问完后还会很自豪地说,共产主义学说源于《圣经》。教会布道的教职人员都非常敬业,一下子就翻出了《圣经》相关的章节给我看。 这里引用如下:圣使徒书:“2:44 信 的 人 都 在 一 处 , 凡 物 公 用 。 2:45 并...

孙中山和大亚洲主义

Xiaoming Guo for Waterloo 1929年6月1日,南京举行了奉安大典,将孙中山灵柩从北京香山碧云寺迁移到紫金山中山陵。奉送灵柩的队伍延绵六里多长,出南京市沿中山路往中山陵行进。跟在灵柩后边的是宋庆龄、宋子文、蒋介石夫妇、孙科夫妇、……等。奉安大典队伍中,还有一群日本人,其中有两位75岁高龄的老者:头山满和犬养毅。 1929年。前排左一:头山满;左三:犬养毅;左四:蒋介石。 头山满、犬养毅还有宫崎滔天等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和孙中山有着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大亚洲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研究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文化,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国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提供文化武器。 欧亚大陆是难以分割的一个大陆,亚洲的地理边界至今难明确界定,亚洲一词一开始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词汇,一开始是用于区别于欧洲的一个词,一开始就隐含了欧亚敌对的国际政治环境。亚洲一词最早出现于5世纪的希腊语中,义指伊斯坦布尔海峡以东的波斯,后来泛指欧洲以东是所有地域,隐含有欧洲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的含义。 满清晚期,1840年,英国军舰来到中国口岸,发动了鸦片战争,于1842年迫使满清签下了《南京条约》;德川幕府末年,1853年,美国军舰来到东京湾,打开了日本封闭了200年的门户,于1854年迫使日本签下《神奈川条约》。至此整个亚洲都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亚洲面临了共同的命运,对内要改造旧制度,对外要抵御西方侵略压迫,中日有识之士都同时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科学民主,在反抗西方压迫的同时学习西方。这是大亚洲主义的历史背景,大亚洲思潮的兴起是感受到欧洲列强侵略的结果。 大亚洲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于亚洲各国面临相同的地缘政治困境。日本德川末年的思想家吉田松阴著书办学宣传“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反对幕府;攘夷,就是赶走列强。后来吉田松阴被德川幕府处死。然而,吉田松阴培养的一批维新志士明治维新成功了,不但摆脱了西方的压迫,而且甲午一战击败满清,迫使满清签下《马关条约》,更于1905年打败俄国,打破了黄种人打不过白种人的神话,成为大亚洲主义的强心剂。 满清末年思想家康有为1891年在万木草堂办学培养了一批维新人士,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大批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原因就在于日本维新志士和中国维新人士同病相怜:日本维新志士受幕府迫害,中国维新和革命志士受满清迫害。接济中国流亡人士的日本人,如头山满、犬养毅和宫崎滔天等都是大亚洲主义者,都是即有志学习西方改革本国旧制度,又反抗西方侵略的志士。梁启超流亡日本,就用了吉田松阴做为自己的化名,尽显仰慕之心。孙中山的同盟会,就因为得到了这些具有大亚洲主义思想的日本维新志士朋友帮助而在日本成立。大亚洲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抵御西方的色彩,隐含了亚洲人有共同的命运。 1897年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朋友在东京。二排左二:孙中山。后排中间:宫崎滔天。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日本和朝鲜等进步人往往相互支持,这些历史现象有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影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革命也有印度、越南、朝鲜等国家进步人士参加,中国帮助越南抗法、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这些亚洲国家相互支持的历史现象虽然被划为国际共运的一部分,但也体现了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亚洲平等联合反对列强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儒家理念的一部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和日本的大亚洲主义是形形色色的泛亚洲主义思潮中的分枝,是近代欧洲列强压迫亚洲民族的产物。 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的其中一支,认为亚洲乃至世界都必需由日本领导,带有很强的日本大国沙文主义,后来演变日本称霸亚洲的理论基础,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东亚共荣圈战争宣传,成为和希特勒种族主义一样的日本至上的种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臭名昭著,致使二战后大亚洲主义销声匿迹。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经济重心逐渐以往亚洲,有关大亚洲主义的研究论文又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 日本大亚洲主义中有一支对孙中山影响最深,那就是以宫崎兄弟为代表的大亚洲主义。宫崎滔天的一个兄长宫崎弥藏,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才符合天道,认为只有通过中国革命,复活中国的道德精神,才能解放中国,然后解放亚洲,最后解放全人类。宫崎滔天努力的推动这种世界观,他寻找中国的领袖,支持中国的革命,要把中国文化精神弘扬世界。宫崎滔天的理念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一拍即合,于中国维新人士的“大同世界”理念心有灵犀。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宫崎滔天就成为了同盟会创会会员,这种不分中日为了一个理想相互支持的行为就是实践宫崎弥藏的大亚洲主义。宫崎弥藏的大亚洲主义,来源于日本德川末年的“中国的道德,西方的科学”的思想,与中国洋务运动中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出一辙。这种大亚洲主义肯定了西方制度的先进和科技的进步,但是,基于西方侵略亚洲的野蛮行径,中日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西方的道德观念不如中国的文化的道德观念。西方的国际道德规则基于强权政治,这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之为霸道,而中国很早就摒弃了霸道而崇尚王道。孙中山在他1917年写的《中国存亡问题》中,就认为中日关系是共存亡的关系,日本不能没有中国,中国不能没有日本,在大亚洲主义原则下,中日可以共同开发太平洋西岸的资源,而美国可以在门罗主义原则下统一太平洋东岸,以此达到世界的永久和平。 近代史中的中日关系是令人伤心的历史,日本屡屡给中国造成伤害。但是,中日关系中并非总是交恶。中国近代史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中日友好有过很高的期望。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户以大亚洲主义为主题的讲演,就希望日本走儒家王道的道路,不要走西方霸道的道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本着中日友好的信念而放弃日本战后赔款,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个百年的中日友好的梦一直没能圆。同盟会得到日本友人的很多支持,中日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应该多挖掘一下孙中山同盟会在日本的历史,反省中日关系走上歧途的原因,可以扩大中日相互理解。 与日本进行文化和学术交流中研讨大亚洲主义和同盟会在日本的建立,可以增加中日的文化归属的认同感,以此缓和中日之间的对立乃至仇恨情绪,为中日友好建立基础。对日本文明进步起关键作用的中国因素有汉字、汉传佛教、王阳明儒家心学等,日本人种和中国一样,相貌上难以区分,但安倍价值外交坚持的是日本脱亚入欧的理念,把日本文化归属的认同划到欧美一边,使得中日关系成为地缘政治版图的交界线,使得中日关系成为国际政治的潜在战争热点,使得中日友好如水月镜花。 西方地缘政治战略中,最著名的是分而制之各个击破,分而制之。西方列强把这种理论应用到东亚就是把儒家文化版块分割为几块。最明显的是法国把越南汉字拼音化,结果把越南人的文化归属认同分裂出去。今天网络水军不仅仅分裂了中日的文化归属感的认同,而且挑拨中韩关系,乃至挑拨港台与大陆的关系。1994年4月6日起的100天中间,卢旺达发生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死亡近百万。 卢旺达人口中有15%图西族,有85%胡图族。那么,什么是图西族和胡图族呢?图西族和胡图族的区别,不是人种不同,不是血缘不同,不是文化不同,不是语言不同,也不是繁衍地域不同。之所以有图西族和胡图族,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不同而形成的所谓民族。卢旺达所谓的图西族和胡图族,相当于今天的港人和大陆人或者台湾人和大陆人,西方以意识形态分裂中国,已经使得不少台湾人在海外说自己是台湾人而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从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和台独思潮现实可见地缘政治中舆论和文化战争的严重性,这也是回顾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现实意义。孙中山强调亚洲儒家的王道,而日本却接受西方强势文化,脱亚入欧,对中国造成极大的伤害。安倍的价值外交不仅仅分裂亚洲,也助长港台分裂势力。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历史阶段性的主义,是为了天下为公的终极理念服务的。天下为公是国际主义,大亚洲主义是地区主义,亚洲受到欧洲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时候,才有了宫崎滔天的大亚洲主义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这是因为欧洲和亚洲不平等,才有了贫弱的亚洲联合起来争取和欧洲平等的诉求。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或者说大东亚共荣圈,也是阶段性的,就是日本的先征服中国、再征服世界的战略。 区域主义是反抗霸权的武器之一;门罗主义就是当年美国反对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的武器。亚洲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是南方国家,所以也有区域主义。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就是亚洲和非洲联合的区域主义,就是反对霸权的区域主义。东盟是东南亚区域主义,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的区域主义,这些区域主义都和孙中山当年的大亚洲主义类似,都是把国际上受霸权威胁国家联合到一起。而欧美对付这些反抗的区域主义就是要分裂,如安倍价值外交和美国亚太再平衡就离间东盟,把菲律宾和越南挖出东盟。东盟十加三机制本就和孙中山的大东亚主义相似,希望处于亚洲先进的日本帮助亚洲,结果和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一样,十加三机制始终没能建立起来。帝国主义就是要压迫其它民族,当年孙中山劝中日联合是与虎谋皮,和东盟期望日本加入东亚版块也是一样的后果。有共同的归属认同和共同的利益是区域主义得以实行的基础。亚洲本来就没有明确地理界限,本来就是欧亚大陆上非欧洲的泛指,所以,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导致欧美制裁俄国,结果把俄国推到亚洲一边,强化了上合组织的存在基础,在这一点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依然可以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文化资源。 亚洲和欧洲不同,“亚洲”一词本身就是欧洲大国沙文主义的产物,“亚洲”以词原本就隐含非欧洲的意思。欧洲有一个核心主流文化――基督教文化,欧洲承传于一个埃及古文明,所以,欧洲人对欧洲有很强的认同感。而亚洲有三个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古文明、和中国古文明,故此,大亚洲一直缺乏一个主体文化认同,亚洲人对亚洲人的身份认同程度相对较低。欧洲是基督教一元文化,亚洲是多元文化。亚洲概念因此有许多灵活性,2014年9月4日北约举行峰会,再次从意识形态上将俄国踢出欧洲。弘扬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国际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中就应该把东正教的斯拉夫族纳入亚洲,如果东亚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而欧美持续经济制裁俄国,那么,俄国东部经济有可能超过西部经济,只要有文化和思想的心理准备,俄国成为亚洲一员并非没有可能。如果当年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期待中日联合的话,今天的大亚洲主义的含义完全有可能经由上合组织把俄国包含进来。 以史为鉴,就要借鉴历史教训。宫崎滔天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以失败告终,而以日本种族至上的大亚洲主义主导了日本政坛,最后演变为把日本侵略亚洲合理化的大东亚共荣圈政治理念,并被日本实施为扶持满洲国和扶持汪精卫日伪政权。孙中山1924年以大亚洲主义为题的演讲,对中日友好的期望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中日友好的希望,在于宫崎滔天的大亚洲主义在日本复兴,取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亚共荣圈思想。宫崎滔天的大亚洲主义,是儒家文明圈的思想的一部分,他拥护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儒家理念。儒家的天下大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脉相承的儒家理念。东亚历史上就是儒家文化圈,就应该恢复儒家这些理念。 如果宫崎滔天的大亚洲主义能够复苏并主导日本政治,则是中日人民之大幸。东亚的文艺复兴,在于复兴古典,复兴儒家理念。以宫崎滔天的大亚洲主义恢复中日友好。以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大亚洲主义,整合团结东盟十加三机制,统一东亚市场。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统合一带一路,乃至全世界,则可达到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1、桑兵,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Marius B. Jansen:《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李本义: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江汉论坛,2005年11月 4、Sven Saaler et al. ed.,《Pan-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1850-1920》, Rowman &...

这么用筷子可能会让你生病!最后一个,几乎人人都做错了

筷子咱们人人都要用,但是你真的了解自己用的筷子吗? 筷子用不对,会释放有毒物质,甚至滋生霉菌,导致腹泻、呕吐等消化系统疾病,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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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球赛、电视剧,正是最精彩的时候想上厕所,不想错过就忍一忍。经常这样,肾怎么能不出问题?自身抵抗力下降,得膀胱炎的概率更高!

牛奶千万不要和它一起喝,容易引起脱发!很多人都喝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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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常备些零食 其中肯定有坚果 但你知道坚果吃了补什么? 又有哪些食用禁忌呢?

双重滥用导致类鸦片危机

Xiaoming Guo for Waterloo 类鸦片过量死持续攀升。卑斯省今天头9个月死亡1100,超过去年全年死亡人数。2016年安大略省有865例类鸦片过量死亡,比以往增加了19%。 去年加拿大全国有2,800类鸦片过量死亡,成为了加拿大的瘟疫。在2007年,加拿大每10万人中有10例类鸦片过量中毒事件,今年这个数字估计高达16。类鸦片危机是双重滥用的结果:药物滥用和毒品滥用。 类鸦片药物是镇痛药之一,它作用与人体的神经系统,作弄人的感觉。它不治病,不预防病,而是压制痛感,使得病态下的人得以常态生活。使用类鸦片不叫吃药,而叫疗法。如果病不是很快就消除的话,一旦你用上了类鸦片,就必须持续使用,直至你上瘾。因为类鸦片不治病,病没有消除之前,你一旦停用,疼痛立刻恢复。类鸦片只是把病态隐藏起来,同时制造上瘾和过量死的难题。如果病痛不是临时性的,或者不是确诊的不治之症,开类鸦片处方就涉嫌滥用。 普度医药公司于1955年研发出控释盐酸羟考酮,一种特效类鸦片镇痛药。这一药物的上市,使得公司业主萨克拉家族今天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其身价超过130亿,比洛克菲勒家族还要富有。医疗界1996年开始推出类鸦片镇痛药处方,就像开了一个泄洪闸门,类鸦片镇痛处方迅速攀升。加拿大开的类鸦片处方,从1998年到2007年翻了番。过去5年中,加拿大类鸦片处方增加了6%。加拿大2016年开了1900万类鸦片镇痛处方。 加拿大人每天服用46万6千服镇痛药,仅次于美国排在全球榜首。疼痛是人体生理自保护机制,疼痛告诉我们身体有病了。疼痛阻止了我们的正常活动,告诉我们需要治疗和休息。镇痛药的滥用阻断了人体自保护机制。一些小病本来休息休息即可恢复的,由于镇痛药的滥用,人体得不到休息和恢复,小病拖延成大病。大病需要耗费跟多的医疗设施和医药,耗费了加拿大人和加拿大医疗体系的钱财。庞大的镇痛药市场标志着加拿大医疗系统的巨大问题。小病熬成大病。由于小病只开镇痛药,熬成大病再治疗,我们看病需要等更长的时间,医生总是供不应求。我们的健康保健系统变成了疾病系统。不断扩大的医药市场和医疗设施为了应付更多的重病病人,这些麻木的依赖镇痛药的重病。如果我们严格控制镇痛药的使用,给小病病人跟多的休息疗养时间,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重病病人。 如果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是行之有效的话,加拿大人的健康状态就会越来越好,镇痛药市场就会越来越小,生病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排队看病等医生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如果我们的卫生专业人士真是有本领,就应该诊断出最早的疾病苗头,在病情微弱的时候就及早治疗,而不是小的疾病苗头诊断不出来,只给病人镇痛药等疾病重来才能确诊。一个良好的治疗保健系统能够有效预防疾病,把疾病治愈在最初的萌芽状态。滥用镇痛药就是忽略疾病的初期,让疾病发展到有利可图的地步。利益集团绑架了公共医疗系统,把公共医疗系统作为他们的盈利工具。更多的重病病人就意味着医疗医药集团有更大的盈利市场。 除了药物滥用以外,还有毒品滥用。非医疗目的的使用类鸦片,娱乐性使用类鸦片,是一种不健康的享乐主义。这些享乐主义无需付出,无需努力,吸点毒品及时产生快感。人体是一个有机系统,体内荷尔蒙有自我平衡的机制。毒品的摄入破坏了这个平衡,身体通过自身平衡机制补偿毒品摄入导致的不平衡,由此产生两个后果。吸毒产生快感,停止服用就产生抑郁,为了消除抑郁又要吸毒,由此产生毒瘾。另外,由于身体自身的补偿,毒品摄入的快感越来越少,必须不断增加摄入量才能保持同水平的快感,因此导致摄入量的不断增加,直至过量死亡。 我们家长们必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远离这种物质享乐主义。高品质、高雅的生活,在于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不是依赖毒品对神经的刺激。琴棋书画、舞蹈唱歌、体育竞技、读书看报,都是高尚的生活境界。类鸦片和大麻等毒品诱发的幻觉快感,损害身心,走向堕落。没有一个社会会倡导这种物质依赖的快感获得。加拿大类鸦片和大麻泛滥是加拿大严重的社会问题。 加拿大联邦和省政府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个人问题和心理问题,提供了很多社会服务和补助。加拿大政府还组织很多青年活动以促进青年身心健康。这些政府服务和学校教育一起,没能阻止大麻泛滥和娱乐类鸦片泛滥,这是我们学校和政府的失败。现在我们政府搞大麻合法化,注射站,大麻销售点,过量急救中心等等,这是舍本逐末,是向依赖毒品刺激神经的不良风气让步。政府今天推出的一系列措施,不是消除类鸦片和大麻的泛滥,只是在放任大麻和类鸦片泛滥的风气尽量下降低使用类鸦片和大麻而死亡的风险。这是政府决策错误,是政府工作失职。 类鸦片危机来源于两个滥用:镇痛药滥用和毒品滥用。如果我们不着手解决这个两个滥用,我们的社会就将持续生活在毒品泛滥之中。 Xiaoming Guo For Waterloo  

每天睡前抬脚15分钟,竟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古语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功补!抬脚功,这是来自老祖宗的智慧。抬脚功原为太极拳的一种辅助功法,虽是辅助功法,但养生效果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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